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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8-09 17:39:00 来源：
金句快览：
作者 徐昙
命运真是神奇，无论你怎么精心构造，事情的发展总会超出你的想象。
一个医生的进阶，几乎是可以提前构造的。10年北大医学部“本硕博”连读，毕业27岁；31岁破格提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导；35岁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医师；36岁破格提升为教授；37岁成为首都医科大学当届最年轻的博导。陶勇10年完成了一个医生在医院系统最完美的进阶。这似乎是一个男人最春风得意的时刻，数次破格提拔，无论是生活和工作，都提前进入了舒适区。
意外发生在2020年1月20日，他成了“伤医案”的受害者。这是新冠疫情肆虐之初，对医生的伤害最为敏感也最容易激发民愤的时期，他躺在ICU，上了微博热搜。
身体上最大的伤害，是他的左手致残，作为国内最优秀的年轻眼科医师之一他再也不能做手术了。
心理上的困惑，才是最为持久的打击。在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该如何带着伤痛和心悸开启未来的生活。
身为医生，该如何重新对待他的患者？伤害他的恰恰是他治好的一位患者，但是为他挡了一刀的是另一位患者，得以让他在须臾间有了一点机会死里逃生。
“我救助的是患者，伤害我的也是患者，褒奖我的是患者，诋毁我的也是患者。”他说。
这种在极端时刻人性极恶和极善的碰撞，让他受到了严重伤害，也得到了救赎。他现在出诊更加关注“人”，体察每个患者的社会关系，心理状态，人的形态本来就是生理性的和社会性的，超越病理学对人的理解，才意味着未来在医学领域的高度。
他的职业重心也从门诊转向了科研及其转化上。多年来，他一直主攻葡萄膜炎，一个窄众冷门的领域。因为有了多年临床经验，他想系统性推广“眼内液检测法”——眼睛里可供化验的液体只有0.1毫升，如果用一根细针提取微量眼液，就能检测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指标。这可以成为眼科精准医疗的一个范例。
持中立甚至反对态度的是习惯了以经验看病的个别老专家，医疗领域多年来靠的是经验主义和影像主义。“所见即所得，可是所见即晚期，对于一双眼睛来说，当你都看见出血、看见坏死、看见视网膜脱离了，就已经晚了。”陶勇说。
眼内液检测一定意义上是对经验主义和影像主义的颠覆。他为此创立了北京智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徳检验），迄今为止全世界专业做眼内液第三方检验的公司也仅智德一家。但是稀缺并没有凸显价值，反而因为没有对标公司数年内都拿不到投资。
投资人质疑他：“怎么能没有对标公司呢。如果能成的话，国外应该有对标公司；如果没有对标公司，大概率方向是错误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很多创业公司谈不上创新，只能算创先，谁能最快地把国外成熟的成果拿来，谁就抢占了先机。成功的关键不是0-1的原创而是善于把握机会。
说到底，投资界这种fast follow（快速跟随）的思维至今没有改变。
路演过40多次，投资人大都关心的是：“这个市场有多大，是不是蓝海，投资回报率有多高，退出的路径是啥。”
虽然许多投资人说长期主义是价值投资的信条，但落到现实中，他们又觉得创业者的“我相信这个领域的前景”是无力和苍白的。
2017年，公司终于拿到医疗机构许可证，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早期的创始股东却赶紧套现离开了。人生如逆旅，你我亦行人。没有阶段性的成绩和利益，只有相信是虚无主义，一些创业伙伴也只能是阶段性的。
2020年他受伤时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花了1年多进行肢体康复。但相比创业过程，才发现这种伤痛是个短期过程。他喜欢余华的《活着》——那种有了点希望又破灭，有了希望又陷入绝望，被反复吊打的过程恰恰是创业的写实。
直到2021年4月8日，智德检验终于落定了2000万元Pre-A轮融资，由北极光创投领投，远毅资本跟投。投资人看事，也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甚至说，在人和事之间，我们只看人（创业者）。人比商业模式重要，人比市场规模、比所谓的方向还要重要。北极光的投资人看陶勇，觉得“这个人可能没有什么挫折能打倒他。”
似乎伤医事件成了陶勇融资的加分项。这有点引爆社交媒体的“二舅”视频所映射出来的社会心态的意味——生命的韧性虽让人敬佩，但也过于把苦难“崇高化”。
苦难不是带来成功的必要条件。余华在《活着》里写到：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
陶勇经历过极端事件带来的苦难，但成为一个网红医生，很大程度是因为赤诚没有因此死去，以医生为圆心，破圈的半径却越来越大，没有让苦难持续消耗人生。
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因为要寻找一批或基于专业、或基于勇气和梦想，创造无限可能的“孤勇者”。才有了7月底一个周日的傍晚和陶勇的一场对话。那时他刚结束了下午一拨特殊患者的集中约诊，他们的眼部感染了巨细胞病毒面临失明，看到陶勇的公益防治项目从全国赶过来。
以下是腾讯财经与陶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北京智德医学检验所创始人）的对话：
问：投资人徐小平曾说过：看一家创业公司，通常会看创始动力、创始资源和创始技能。激发你创立智德检验的动力是什么？
陶勇：还是带着问题出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20年临床经历的眼科医生。
我发现一个现象，即使很多很大牌、很资深的专家大腕，常常对同一个患者同一份资料，说法完全不一样。对很多常见病比如眼睛红了，到底是过敏还是沙眼，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没有标准。经常会被诊断为各种疾病，最终可能是个无头悬案。这应该是不对的。
所以创业是希望解决没有标准化的问题，坚信精准医学。因为精准医学就是通过分子手段判断患者的具体病因是什么，在症状体征不是那么典型的早期就可以指明方向性。这样的话疾病诊断就会少走弯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答案，我心目中的医学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就坚决地开始了。
问：医生创业还罕有前例，2016年智德检测建立的时候是否有过困惑？我感觉像进入无人区——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你当时的感觉呢？
陶勇：创业有几个原因。一个是，2015年国际医学领域提出了“精准医学元年”这样一个口号；中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和政策，再加上2016年我自己也已经评上了主任医师和教授，我觉得在传统医疗这条路上已经差不多了。该做一些自己认为“难而正确的一些事”。
虽然我胆子大，但也没有胡来，我在2015年8月—2016年8月期间，于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医疗护理处挂职副处长一年，了解到底政策的方向在哪里，红线在哪里。
2019 年《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通过，北京朝阳医院成立了科创中心，眼内液检测的技术专利就成为科创中心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所以创立公司是赶上了国家倡导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好时代。
问：中国从“92派企业家”开始，创业者的故事都是脱离开体制投身创业的洪流中。你的身份还是在体制内，为什么要保留既在体制内，又要创业这种二元身份？体制不会成为束缚吗？
陶勇：对我来说不太一样，医生这个身份是个原动力，只有一直在看病的过程中才能有不断的新思路。我不能离开医生这个身份，因为我的原动力、发现点、哪些问题可以改进等，都不能脱离开医生这个身份。
A轮融资的时候我们路演了40多次，发现有些创业者是带着一项新技术去创业的，有些是投资人下场带着资金去创业的，但对我来说，是带着一个信念去创业的。我坚决地相信精准医学会在眼科落地生根，但它不是一项单独的技术，一开始也没有资金，完全凭着一个相信就上路了。带的东西不一样，决定创业模式不同。
问：投资人能相信你的“相信”吗？投资人很难投资自己看不懂、不了解的领域和公司。
陶勇：的确。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并没有拿到融资。我记得2016年去参加一个天使基金的路演。投资人问：为什么你们没有对标公司呢？如果能成的话，一般来说国外应该有对标公司；如果没有对标公司，大概率可能方向是错误的。
fast follow（快速跟进）似乎是国内很多投资人共同的风格。
当时那个投资人还给他认识的眼科大夫打了电话，那个眼科大夫说不需要，我们不用眼内液检测就可以看病。直到现在，仍有投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6年来，我们的队伍、我们主要团结的对象是那些思想更新锐的中青年专家，有过分子生物学背景，或者留洋的博士，他们对精准医学理念是认同的。
对我们持中立甚至反对态度的，是习惯了以经验看病的个别老专家。因为我们干的事，一定程度上不是修修补补，而是颠覆。我们就是认为，仅有经验主义和影像主义对于眼科来说不是最优。所见即所得，可是所见即晚期，对于一双眼睛来说，当你都看见出血、看见坏死、看见视网膜脱离了，就已经晚了。
全国有1700万盲和低视力的人，我们要干的就是去改变和颠覆。我不指望我公司的做法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只能用事实来说服。我们做了6年，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医院越来越多（600多家），业绩也越来越好。有了数据表现，所以才有投资方在2020年给我们投资了。北极光和远毅投了Pre-A轮。
我们从沙漠出发，我们知道沙漠缺水，但是对于那些不缺水的人你无法说服他们。
问：智德检验是国内做眼内液检测的第一家公司，就像投资人质疑的，为啥没有对标，眼内液检测这是怎样的一个领域？
陶勇：眼内液精准检测一开始是我一个人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后来逐渐有志同道合的团队加入，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吧，研发出了一整套眼内液检测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它可以帮助临床诊断，我的最终目标是眼科的精准诊断与精准治疗。
这项技术可以大幅地缩短眼内液病原检测的时间。传统检测病原微生物培养要三天，现在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过去检测的敏感度是7.5%到36%，现在可以提升到91%；十年前，一滴眼内液只能检测一种病原微生物，现在已经可以检测上万种。
这套技术解决方案，最终通过北京朝阳医院的科创中心进行成果转化，并推广至全国各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帮七百多家医院的六万多名眼病患者找到了病因。
当然它要不断的改进，并从临床上得到反馈。精准检验，不像一般的检验所，测完了就完了，还得根据临床检验、临床判断的结果来印证你到底测的准不准。我们的难度在于眼内液的量特别少，可供检验的也就是0.1毫升，在这么少量的液体里要测那么多项的指标很难，万一测不准怎么办，那么答案从哪里来？对标的答案就从临床表现上来。所以不能离开临床。
问：中国很多创业者中，几乎很少有0-1的，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创先，谁把国外成熟的成果拿来，谁就获胜了。所以创业最关键的是善于把握机会。眼内液检测做的是0-1的事吗？
陶勇：从模式上来说是的。技术上我觉得还不能完全是。因为这种眼内微量液检测，多重指标检测，还有可持续进步的空间。我们有一定的技术领先性，但是我觉得还要继续加强技术壁垒。
有时候是不是能定义0到1，得靠别人来说；自己来说，有时候不太好说。但是总归在眼科界干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干的事。
在整个世界，现在也只有我们一家主做眼科精准检验的企业。有一些孤独，但是我们会继续。
问：智德检验也曾经历过“命悬一线”的状态，而且持续过两年，据说财务告急、工资也发不了。那时是什么状态？如何挺过最难的时期？
陶勇：余华有一本小说叫《活着》，就是反复给你一点希望，然后又破灭，又给你一点希望又破灭。其实创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反复吊打。但这个过程我会不断变得强大。
人、财、物都缺过。一开始这个队伍都不能叫团队而是团伙。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约束。彼此之间完全是凭着一开始的承诺。
当然，这个彼此承诺的有效期是不同的，是很短的。其实公司的创始团队大换血过两次。我有一次跟俞敏洪校长做直播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年在意大利开会，差点就想从16楼跳下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时候公司正经历内部不和，非常难受。
我想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些，是不是很多企业都会经历这种内部的理念纷争，直到最终大家变成一致行动人，这需要过程。
我觉得创业就像是大家一起上了一辆公交车，但是不一定在同一个地点下车。有的人提前就下车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重合的路程，也许我们共同完成了一站或者两站、三站，就陆陆续续下车。我觉得也不用惋惜，每个人在自己的那一段路程有所得到就OK了。
对我自己来说，我会坚持去把这个创业变成一个无限游戏。我们给这个公司起的名字叫智德，智就是高科技，就是智慧；德就是有社会正向意义的事情。我们是带着一种相信去做的，所以我肯定是尽量坐到终点站。
问：如何找到一批合伙人尽可能长地与你同行？用什么驱动大家“相信”？
陶勇：首先要形成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微环境。大家都知道海底捞服务做得好。我常常觉得如果海底捞的某一个员工离职去了一般的餐馆肯定很快会变得懒散、不积极。而一个很一般的餐馆员工去了海底捞，用不了两天就会融入到那个氛围里。一个企业最重要首先是文化根基，如果这个企业主要的人都是实干派，都是想做事认同眼科精准方向的人，我觉得微环境就形成了。
第二点，在招聘的时候一定要选对人。有的人可能是图挣快钱来的，有的人可能是图新鲜来的，不一样。招聘的时候能不能尽量招到一致行动人很重要，如果招的人靠谱，那大概率这个微环境也能形成。
第三点，就是靠带头人，靠我自己了。我需要在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尽量给到员工一个希望，让他看见公司在不停的发展，人员在越来越多，业务越来越广，融资也很积极，钱也越来越多，大家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就是火车跑得快，全靠火车头来带。如果我自己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动力和希望，其实磨破了嘴也没有用。我不能纯用理想要求大家。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乌托邦了。
战略，大的方向我们定了，但是战术在整个过程中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点。文化、招人和战术，这三点决定了最终能不能成功。
问：现在公司的高管团队都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陶勇：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批人，真的是不带扬鞭自奋蹄。因为我自己没有真正在企业做过，我常常跟我们无锡体外诊断试剂盒工厂的总经理陆总说，你说咱公司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他说，陶老师我跟你说，咱们公司狼性不够。我说，那你觉得理想的狼性是什么样的？他说，末位淘汰竞争上岗。我说感觉员工还行，上班比较积极。他说，那不行。他后来真的把他原来的一个老部下给开了，挥泪斩马谡。因为那个人在工作上不够有效率。
我其实还有点心慈手软，但我会支持他们。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拖拉成风最终损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问：有许多公司实行的是狼性文化，比如华为，万达等，他们都是好公司。还有一些公司没有实行狼性文化，比如Google，在公司内部设立禅修中心，希望员工通过自我觉知矫正个人的情感和行为模式，说白了就是管理员工心智。乔布斯也有自己的禅修室。他们也是好公司。是不是管理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
对于你的公司来说，实行哪种方式和公司发展阶段有没有关系？
陶勇：我还没有资格来回答哪种更优，因为我们还属于小公司。但是你这个问题勾起了我曾经的一个困惑。就是在我刚创业的时候，我非常纠结到底管理制度要不要特别严格？那时候发现，你让大家严格地打卡，似乎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声音说，其实我也就是临时迟到，因为我晚上加班到很晚。但是完全放任大家的自由最终发现活没人干。
我觉得，一个企业分两种人：一种是人才，他对于自我的管理是优于你对他的管理的，他不需要打卡，自己会寻找最优的时间分配路径和提升效率的办法。另一种是“人”，甚至可以理解为“工人”。必须得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打卡，考核，去约束他。因为他自身的内驱力不强，放任他就歇了。
所以要看这个公司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这个公司你判断他的属性还是以生产为主，那可能就要用狼性、强效的管理。
如果是一个高科技探索型的、研究院型的组织，最好不要去限制他们，因为有可能过度严格的管理会让他们失去创造性，失去自我管理的高效性。
我们无锡的体外诊断试剂盒工厂，就目前这个阶段实行一定的狼性管理我认为是对的，否则就会效率低下。
问：你们公司是什么文化？
陶勇：智德首先是一个实干的文化。举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疫情尤其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我们无锡工厂离上海很近。当时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外试剂盒的临床实验。一共做了1030个患者的临床实验。
当时有一些宾馆听说是上海周边来的，住宿的时候就有点困难，有的员工就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空洞或者地下通道，就这么窝着过一晚上。我们愣是不到2个月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的临床实验。这就是一种实干文化驱动的，就是不需要你去讲大道理，员工自己就会有这种紧迫感。
问：新东方创业时，俞敏洪去美国找来了徐小平和王强，出于信任所以找来了大学同学。你说的同学、亲缘不适合走在一起，为什么？
陶勇：虽然这个判断可能不一定对，但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亲戚还是同学朋友，创业就是彼此身份认同会有点差别。他们一开始会认为跟你是平等的。
一旦有了这种理念，你最终会发现没有一个集中的声音，这对创业公司来说是很可怕的。对一个成熟公司可能问题不大，因为公司带着惯性。但创业公司常常在很多关键点上是要做决策的。
例如2020年下半年，到底公司做不做新冠检测，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做新冠检测投入很多资金进去，随后新冠消失了，那资金回笼就困难了。万一在意想不到的执行细节上，达不到监管部门的要求而被问罪，风险如何把控？能不能挣到钱？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需要赌。
我如果拍板，说干。但你的亲戚、朋友、同学，他们认为跟你是平等的，他们有可能说别干了，最终就变成了决策困难。一个创业公司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决策对与错，而在于它不敢决策了、不敢试错了。一旦它变成怕输，而不是想赢，我觉得就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去亲缘化是一个创业公司逐渐、并真真正正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问：这个我很认同。俞敏洪创业初期请来了徐小平和王强后，虽然增强了经营上的助力，但很多事情他却说了不算，最后自己还被请出了董事会。
对于你的公司来说，2020年下半年做新冠检测的决议，后来到底有没有做？
陶勇：做了。因为公司那时候已经不存在亲缘化了，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了，我就是董事长。我说了就算。
问：公司第二波管理层是怎么走掉的呢？
陶勇：那一波在公司拿到医疗机构许可证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医学检验所不多，牌照很值钱，一旦拿到了这个牌照公司估值就能到2000多万。所以当时这些股东主动提出来要走人，要套现。
问：短期利益？
陶勇：对。短期利益，他们觉得好像看不到公司下一步，对后面的发展会存在很多的问号，公司能不能做起来？现在赶紧拿笔钱走人算了。他们那时候还动员我一起卖，因为我要配合他们一起卖，可能就能卖2500万，连业务等一起卖。但我没有。
所以公司人最少的时候就只剩了4个人——一个财务、一个实验员、安科峰（法定代表人），还有我。
问：经历了这么多创业的波折，是不是更理解了什么叫“难而正确的事”？
陶勇：难就是在你创业的阶段，难以找到足够的支持和证明，证明它是正确的。但接下来，这个正确就是在你内心里相信。有的人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但是创业者必须因为相信而看见。
问：投资人会看重你个人吗？对很多投资人来说，投资首先是投人，人对了事也就对了。创业者是第一位的，甚至优先于业务。
陶勇：有可能2020年1月20号的伤医事件反而成了一个加分项。当时北极光投我们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可能没有什么挫折能打倒他。这是当时他们决定投我们的一个原因。
问：以前接触过很多创业家，所有经历过困境的公司创始人，都有一套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或者领悟到的方法论，因为所有的方法论都是从困难中来、要解决问题的。你是否有总结出来的自己的一些方法论？
陶勇：对于人生的方法论，我总结为“医学窥镜”。人生有三种方式。一种模式是平光镜；很多人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基本能停留在他脑海深处的都是美食、远足、摄影等等，跟他的工作事业无关，他就是一个机械性的等待下班的人。
第二种模式叫反光镜；有点像汽车的后视镜一样，它会把你工作中的一些戾气反射进内心。你可能一下班特别烦燥，跟家里人找茬吵架。工作不仅对他来说没有带来滋养，反而带来一种严重的消耗。
第三种，就是事业和人生可以成为一种窥镜，像我们做胃镜、肠镜一样。你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内部的结构没有窥镜是看不见的，透过这个窥镜你可能就能发现一些事物背后的一些美。就像看见黑夜里的星空一样。
医学表面上看，的确脏、苦、累、有风险、还不被人理解。但其实背后更加接近生命，更能看到极端的人性。无论是极善还是极恶在医院这个环境里都能接触到。你还能了解更多有意思的生命现象，就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沙滩。
反正我自己觉得，最终医学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极大的平衡。当你深刻领悟了医学这个平衡体之后，不知不觉在内心会建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这个自洽的逻辑体系可以帮你消解掉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打击，或者误解和一些伤害。让你始终形成一种自洽。
问：会和投资人交流内心自洽的逻辑体系吗？
陶勇：跟投资人不说这些，投资人关心的也不是这些，他们关心这个市场有多大，是不是蓝海，投资回报率，最后退出的路径是啥。
问：可是很多投资人都在喊：长期主义是价值投资的信条。他们似乎试图给创业者更长久的陪伴？
陶勇：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PE，全是VC。当然我没有认真去调查过，国际上一些老牌投资基金的耐心是很足的，可以陪你20年、30年。但国内的一些投资基金一般也就是7、8年存续期，等不了你太久。
我不能道德绑架非得要求投资机构跟我一样做一个长期的理想主义者。长期主义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资金是一个助力，能够帮助你迅速扩大规模，提高市场渗透率。你非得要求资金得跟我们理想同行，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问：经历过2020年的伤医事件后，你觉得对你的性格有影响吗？
陶勇：其实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我觉得我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还是那样。
问：有人说，当一个人经历过极致的伤害，或者经历过生死，以后遇到的事都是小事。我对这句话有点怀疑。因为每一次痛苦都是全新的体验，都要身体来承受。以后会打开心结而坦然面对吗？
陶勇：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的影响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在于信念的动摇。因为你帮助过别人，别人应该是感恩的，是心怀感激的，但是反而却被他以怨报德，这件事情最大心结在这儿。有一位朋友和我说，可能大部分人经历你这样的事可能就没法干了，没想到你还能继续在这儿干。
当时，挺身而出的——现场一位患者海田的妈妈，眼科的杨硕大夫，护士陈伟微，还有一位快递员。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真有人见义勇为，真有人不惜生命去保护你。极善和极恶同时显现，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像蹦极，跳下去，弹起来。甚至弹的更高。
问：经过这次生死劫难，大多数人的反应会一蹶不振，至少会怀疑这么多年的坚持。怎么你的状态没有什么改变？
陶勇：其实也不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是方向，还是扎根于医疗，甚至圆心半径比原来更大。原来只是做手术、开药、看病这种小范围的事。现在向前延伸到科研落地转化、眼底检测、科普，向后是公益和人文。
一些工作方式还是变了的。我现在不直接出诊，只看知名专家团队需要看的疑难患者，都是约诊制。其实最终你会发现，医疗这个东西还是要科学分诊的。知名专家团队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分级诊疗。过去是我一个人一天诊断六七十个病人，现在更多去对抗疑难杂症。分级诊疗让医疗资源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分配。
问：你有过自我否定的时候吗？
陶勇：不可能一点否定都没有。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是它不过夜。只要这个动摇没有过夜那你就是坚定的。
问：虽然最近社交网络上爆火的“二舅”视频有真实性的瑕疵，但“二舅”这种案例有很多真实存在，所以才引发了关于苦难的广泛争议。余华在《活着》里写到：“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你是怎么看苦难的？
陶勇：二舅这个视频我看过一遍。我是这么觉得的，苦难本身肯定是负面的，但它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不一定是向下的，有可能借着一个打击是反弹向上的。就像人们说的，想跳得更高，就要蹲下来一样。
关键是，你要把苦难变成下蹲起跳而不要变成摔倒。我觉得二舅其实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他最终战胜了苦难，没有沉沦，成了一个木匠。但是我也认为，他在他自己的人生路上没有扬帆，他只是接受了苦难。但是他没有利用苦难，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问：但是你不会像二舅那样吧，你目前做的很多事，意味着你不会让苦难侵蚀未来的人生？
陶勇：可能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可能希望一方面我希望能像“二舅”一样能战胜自己。但是同时，我还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把帆扬起来。我还希望苦难能够变成养料和肥料，能让我前行得更加有力。
附：普鲁斯特小问卷
你认为哪一个最显著的特质能使你获得事业成功？
自信。充分地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不过分地因为外界的评价而轻易动摇和改变自己的选择。自信是我在创业路上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哪种美德是你最崇尚的？
善良。对待企业的员工，自己的患者，自己的家庭伴侣，身边的朋友也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是很重要的。当你用善良的眼光对待他人对待事物的时候，别人回报你的也是善良。
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
看到自己的理想正一点点地走近现实的时候。比如我们以天下无盲为愿景的“光盲计划”。
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后悔的事可能会有很多，但是我最不后悔的就是我没有因为每一次的后悔而放弃继续前行。
你最恐惧什么？
有一天我可能会认为自己到达了终点或者到达了一个平台期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成为一个行尸走肉了。所以我希望永远在路上。
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
余华的《活着》，在一个极端反复有希望又破灭、有希望又绝望的一个过程中，生命还在坚持着。光明可能就是不停地存在于和黑暗搏斗的过程中，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还是最大的。
最痛恨别人什么缺点？
比较讨厌那种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的。在企业中、生活中我会尽量规避和这一类人打交道。我比较注重契约精神，轻易不说，轻易不承诺，但是一承诺了就要兑现。
最崇拜的人是谁？如果有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崇拜的人，包括九三学社里面的医学前辈，很多科学家，企业家。也包括身边很平凡的一些患者。每一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加伟大和坚强。所谓平民英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