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国家寻求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是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的有效途径。由华中农业大学毛海欧副教授和武汉大学熊灵副教授合作撰写的“Is Bilateral Value Added i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EU Countries Efficient?”一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测算了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并分析了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大多在0.2以下，证实中国与欧盟国家仍有较大的贸易合作空间；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高于进口贸易效率，意味着中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潜力大于对欧盟的出口贸易潜力；上述进出口贸易效率的非平衡性特征在中间品和最终品、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上均有显现。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提高进出口国的有形贸易基础设施（包括港口、机场、集装箱运输、网络基础设施等）和出口国的无形贸易基础设施（包括通关手续、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等）能够显著提高贸易效率。作者指出，扩大中国自欧盟进口，推动有形和无形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是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合作水平的重要内容。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国家试验田”，其目标是要通过“先行先试”的模式，探索可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对体制机制改革的倒逼效应，加快金融发展已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利辉讲师、石怀龙讲师和南京财经大学刘志红副教授合作撰写的“The Impact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on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一文，以最早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评估了其对上海地区的金融发展效应。文章选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05—2019年省级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以金融发展规模、间接金融发展效率、直接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为因变量，对比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前后各变量的实际值与合成值之差，以评估其对上海地区的金融发展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金融发展规模、间接金融发展效率、直接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发展结构均存在正向影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从2014年开始凸显，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其成立分别使上述四个变量增加了197%、202%、9.4%和15.2%。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政府部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着力点，扩大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创新，更好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相兼容的开放型金融体制。

在COVID-19期间，许多国家单方面宣布实施限制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开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闫文收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蔡艳博士生、中国农业大学林发勤教授，以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后Dessie Tarko Ambaw合作撰写的“The Impac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on World Agricultural Price Volatil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一文，基于Traore和Diop（2021）的波动系数测度方法，计算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指标，并利用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71个国家17种农产品的月度面板数据，研究了农业贸易政策对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COVID-19期间，贸易扭曲进一步导致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约为22%，其中农业出口国的乘数效应要比进口国大得多。文章还以中国和美国为例，讨论了贸易大国的贸易政策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乘数效应。中国和美国主要采取的都是进口限制措施，其中，美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会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中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会减缓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文章厘清了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的贸易政策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乘数效应，以及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异质性，对稳定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具有现实意义，也为政府管控贸易政策措施、维护粮食安全和全球农业稳定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许多欧亚国家提供了吸引投资的机会，深化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区域价值链构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Kaku Attah Damoah研究员、Giorgia Giovannetti教授和罗马特雷大学Enrico Marvasi助理教授合作撰写的“Five Stylized Facts o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Their Trade Patterns”一文，使用2013年至2020年间所有已完成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数据，证明一国自身的贸易模式与其获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说，具有以下特征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人均收入更低，人口更多；与中国拥有更多中间品贸易以及出口结构多元化，具有与中国相似的比较优势产业。可见，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与中国贸易关系越紧密、出口越多元化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这有助于相关政策决定者发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偏好，为各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提供启示；收入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则可以通过提高特定产业的专业分工和技术水平，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

库存管理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实现盈利的重要手段，在近年来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强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存货的最优决策显得更加重要。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赵晓涛助理研究员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陈晓平副教授合作撰写的“Inventory Management with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一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异质性企业存货周期调整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在理论方面，文章构建了一个随机需求冲击、具有存货成本的企业存货决策模型，并证明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增大，企业为了能够捕捉更高上限的单笔订单，将增加库存从而实现更多的盈利。在实证方面，文章利用2000年—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的微观出口企业数据，以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移除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移除，中国对美出口的企业将增加其企业库存；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相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沿海出口企业相较于内陆出口企业，其库存增加效应更强；企业库存增加确实是由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导致的。该文丰富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最优库存的文献，有助于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商的角度理解企业在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的最优库存问题。

中国、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对WTO的改革有重要影响力。欧洲大学研究所（EUI）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Bernard Hoekman教授和加拿大皇后大学Robert Wolfe教授合作撰写的“Reform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ractitioner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the EU, and the US”一文，根据2020年6月对各国贸易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分析了中国、欧盟和美国三大经济体在WTO改革关键议题上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关于联合声明倡议（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JSI），欧盟和美国受访者更重视这种无需与所有WTO成员进行谈判的合作机制；关于新兴经济体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三方调查受访者对解决SDT分歧的重要性排序很接近，但他们赋予这一议题的权重明显低于其他WTO成员的受访者；关于是否采取更严格的产业补贴规则进行谈判，中国受访者与美欧受访者对此的优先顺序和态度相差甚远；关于贸易政策的审核和通告，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提高其透明度；三方受访者均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一项具有可操作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自中国的受访者对该议题所赋予的权重更高。本文根据三大经济体受访者对WTO改革重点议题所赋予的权重和优先顺序的一致性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欧盟和美国就WTO改革达成三方协议的空间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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